中新网8月1日电 据北京现代商报报道，“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在日前“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上的演讲题目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他最后的观点引来了更多的争议：他提出“解放”农村土地、推行“广东模式”，用以化解中国地产存在的深刻矛盾。
“8·31”土地大限后，土地供应量缩紧问题在政府与开发商眼里总是莫衷一是，但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教授周其仁看来，当前房价的走高与政府通过控制供地的行为不无关系。
在7月31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上，周其仁展示了一个《土地开发面积与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图表，图表从1998年3月开始到今年6月，两者呈现完全相背走势，土地供应量多时，房价走低，土地供应量少时，房价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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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认为当前对房子的需求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开放环境下，国外、省外购房的需求力上升了；二是收入阶层的分化，不同收入水平对住房的需求不同；三是投资保值的需求；四是银行要将巨大的储蓄贷放出去的需求。在需求攀升状况下，政府融资供给不足，供地不足造成当前严重的供求失衡，造成房价一路走高。
周其仁认为广东省制定的从今年10月开始实施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农地直接入市的办法，这对缓解土地大限后市场对土地的饥渴大有裨益。
周其仁在前不久对“农村土地”问题曾发表过这样的论述，农地转为非农用的市场用地，惟一的合法途径是征地；而征地权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政府并不是农地的所有者，由政府控制农地转用权，不可能按照经济准则办事。况且政府同时又控制了城市规划和投资审批，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营造”城市化需求。法律规定政府以农用土地之价“补偿”农民，而政府征得的土地却可以按非农用地取得市值。结果，城市化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场剥夺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其收益的“圈地运动”。现在这种方式叫停也罢，限供也罢，都是政治解决方案，其经济代价就是城市化受阻和地价上涨。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建立农地转用的市场机制。(杨雪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