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3日电 台湾《天下》杂志在12月15日一期刊发以“香港再起”为题的系列报道。其中一篇《阿Sir 香港再起秘密武器》的报道称,长期下来,廉政公署(ICAC)与律政司在香港市民社会中塑立了强大的公信力,也是香港经济能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转载如下:
三十年前,充斥贪污腐败的香港, 靠什么转变成今日以守法与效率著称? 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能成为港片中让坏人腿软的ICAC探员?《天下》带你直击香港的防贪核心, 为你揭开神秘面纱。
前年,香港出现一个惊人的案例。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特首、政务司长下的第三号人物)因为妻子伏明霞(跳水奥运金牌得主)怀孕,换了一台较大的凌志房车;但因房车购于他宣布大幅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前,被传媒揭发,香港廉政公署开始调查梁锦松是否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守则。
前程似锦的梁锦松在加税前而非在加税后买车,节省了十九万港币(相当于新台币八十二万),但这八十万却让年收入近千万台币的梁锦松主动辞职;因为香港人对公务员操守的要求,不打折扣。
梁锦松的贴身好友,也是台湾知名的投资银行家私下向《天下杂志》透露,当时梁锦松正准备发表香港二○○三至二○○四年度政府财政预算,要大幅增加汽车税,忙得不可开交;但管家在梁司长最忙碌时,提出夫人肚子渐大,有换车需要;“他根本是两个脑袋处理不同的事,没想那么多;这么有钱的人不会想去省那几十万,”这位投资银行家说。
香港的廉政公署与律政司是如何撑起它法治的清廉、公正与独立?
《天下杂志》深入香港,带你看看真正的阿Sir。
在中环一家停车场的楼上,灰蒙蒙亳不起眼,坐落着令香港人骄傲的廉政公署。
总部大门,石头刻印的“廉政公署”四个隶书大字,方方正正铭刻在水泥墙上。香港廉政公署的英文名称为“ICAC”(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顾名思义是以反贪污为目的而存在的组织。
在ICAC首席调查主任吴炳国的带领下,进入总部,跟着他的脚步左转、右拐、通过数个细长通道,让人昏头;“ICAC像是迷宫,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这位在三十一年前,学校毕业就直接加入ICAC的吴炳国,是ICAC最喜欢的用人典型,“刚毕业的学生很纯朴,又有正义感,”身材挺拔、着深色西装的他,带着酷酷又神秘的笑容说。ICAC总部里,有许多像吴炳国一样,一毕业就以调查员为职志的年轻人;调查员里女性比例有35%,或许是探员神秘的特质,她们多数削短发、穿裤装,不论男女都穿着深色套装,脸上很少露出笑容,带着几分神秘感。
在香港,加入ICAC是很神气的事;调查员都接受过证人;ひ约吧袂苟友盗。
二十六岁的钟智皓香港中文大学毕业,本来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年多前报考廉政公署。虽然担任调查主任薪水只有两万多港币(约台币八万多元),但他觉得,在ICAC可以有较大的贡献,而且也获得社会更多的尊重。
有过看港片经验的人,对于ICAC一点儿也不陌生;香港警匪片中,偶尔都会出现一位阿Sir,伸直着手,拿出他的徽章说,“我是ICAC。”接下来的画面,观众几乎是可预测的,被盯上的人总手足无措、两腿发抖,因为只要被ICAC跟上,表示你正被调查中。
而且,香港人都清楚,不论你官做多大、事业有多庞大,没人能逃避ICAC的监督(No one is safe from ICAC)。
崛起——贪污曾让市民“苦茶满杯”
三十年前的香港,充斥着贪污腐败;ING安泰人寿台湾区总经理、出生香港的陈丕耀回忆童年时,走在香港的市集,会看到小贩交给警察黑钱!熬烀刻炷檬缓蠡鼐忠徊悴愕姆值!庇械隳昙偷南愀廴硕妓嫡馐恰安枨,但讨生活的老百姓却形容这些贿赂警方的钱,对他们而言是“苦茶满杯”。
一九七四年,政府的贪污使市民的愤怒到了高点,当时的警队总警司葛柏因贪污,潜逃回英国,被压抑的市民高呼成立廉政公署。
廉署成立两个月后,葛柏被引渡回港;当时押送葛柏到法院受审的ICAC前执行处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回忆当日。他说,“直到法院宣判他有罪一刻,我才敢透一口大气!若当时不能把葛柏入罪,没人会对廉署有信心”、“没有廉署,今天香港仍是很落后的地方”。
现在,在香港谈到ICAC,本地人或外国人还是肃然起敬;“大家最怕被ICAC请喝咖啡,”香港人、台南成功大学毕业、现任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的黄至刚说。
虽然各国或地区都有类似的调查机构,但ICAC成功的主因之一,是它能拥有独立的调查权。
立威——不畏权势勇敢打虎
打击贪污的成功关键,主要是调查单位可以不畏权势,勇敢打老虎;在香港,这部份,倚靠的是廉政公署的独立调查,以及律政司的独立诉讼与审判。
一九八九年,香港前联交所主席李福兆,被廉署以涉嫌在批核上市申请时受贿为由拘捕,是著名的“打老虎”案例之一。
李福兆所属“李氏家族”是香港呼风唤雨的四大家族之一,李福兆是第四代。到现在,李氏家族的第五代还在香港法政界扮演重大角色。
廉政公署搜证足够的证据后,将罪证交由律政司长,由律政司长决定是否提起诉讼。
像李福兆当时的位高权重,律政司同样提起诉讼;来年,他被判受贿罪名成立,入狱四年。
这种不惧权势、打击贪污与不法的精神,在香港履见不鲜。长期下来,ICAC与律政司在香港市民社会中塑立了强大的公信力,也是香港经济能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公信——引进外来力量制衡
在九七之后,如何维持公信力,有巧妙的机制。
ICAC与律政司都透过引进“外部专业”,避免行政的干预,也避免司法、调查权过度膨胀,确保裁判的公平。
在梁锦松的案件上,律政司请来英国御用大律师韦尔森,以及一位与梁锦松不认识的香港资深大律师祁理士深入此案。最后,两位都认为不应对梁锦松提出犯法的检控。
主要理由是,梁锦松当时因妻子怀孕,换台大一点的车是合理的,并非意图想避税或占便宜。
这个法律不起诉决议曾引起香港立法会部份人士的不满。律政司长底下的第二号人物、英国籍的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回忆,“当时他们接受了,因为我们请的是公正人士,案子被适当处理。”
引进外来意见的机制也同样出现在ICAC。ICAC的四个委员会成员,是由香港特首委任社会专业人士担任。委员会的功能就在“制衡”,避免ICAC调查权无限扩张。
其中,把关最严格的是执行处委员会,ICAC每六星期要针对所有的案件调查,向委员会回报;若查无实据、要停止调查的案件,一定要委员会同意才能停止;而每个案件送至律政司六个月若未结案,也要向委员会提出说明。
委员是荣誉职,担负监督的责任,没固定薪资,有的只是车马费,但许多知名人士都愿意贡献时间;曾担任ICAC执行处委员的律师胡洪玉就说,自己是把这份工作当荣誉,如果没有市民支持的文化,廉政公署不可能有勇气调查。
扎根——法治教育从娃娃教起
“世界透明国际组织”去年的廉洁排名调查,在一百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名十五。
这个成绩对有过贪腐经历的香港人来说,是个宝藏,而这是香港社会花了三十年共同努力达成。
ICAC、律政司知道市民是支持他们执法的后盾,因而他们大力投注在法治教育推广。ICAC每年六亿多港币预算中,有15%花在教育上;他们与幼儿园和小学合作“学校德育伙伴计划”,利用卡通人偶教孩子“自律守纪”、“诚实”,或是教导“金钱与物质”间的关系;这几年,香港的大学也陆续将“商业道德”纳入一年级课程。
在香港,反贪几乎是全民运动,见到不法而检举的风气盛行。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上,OK便利商店旁,黑底招牌衬着“廉政公署ICAC”的大红字,红黑分明映入眼廉。香港台湾工商协会会长罗安琪,从对街楼层向下望说道,“香港的廉政公署就好像台湾的区公所一样,到处都是!
从香港岛、九龙、新界,ICAC有八个办事处,都设在热闹的街道上,让市民很容易就能投诉报案;而且ICAC设有二十四小时的举报中心。
公平——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目前高达七成五的贪污检举都是由市民具名报案,比例之高,显现民众对ICAC的信心。
在中环汇丰银行总部三十四层楼、总裁郑海泉的秘书卢陈秀谈到香港法治,她信心满满地说,“因为香港有像ICAC的组织,让我们有个公平的环境,只要努力,透过教育,可以出头天。因为有个公平的平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弊时局饕宸⒄辜碌南愀,因为有了法治,建立清楚的游戏规则,不致于紊乱;也因为法治精神,香港能挺立成长。(摘自台湾《天下》杂志;作者:李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