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yper-metal.com | 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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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美术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日常中国」丛书，分别反映50、60、70、80、90年代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书中收入的来自民间的1600余幅照片，王蒙、王安忆、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关于50年代以来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回忆，加深了读者对中国50年社会生活沧桑巨变的了解。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记忆，在今天则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50年代 主人翁 钱理群 「我们是新中国的小主人翁，少先队是我们自己的组织」，这种主人翁感，是建国初期的时代情绪，今天回味那处处以「小主人」自居的劲头，仍怦然心动。于是，成立「学生会」（这是为建立少先队作准备），也不愿由老师指定，而先要「竞选」一番。我被班上同学推为候选人，自己发表竞选演讲不说，同学们还组织了「竞选团」，到处张贴标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竞选团的小伙伴在老师的帮助下，制作了一条大横幅，写着「请投钱大头一票」几个大字，这是用我的外貌特徵来吸引「选民」。我的竞选对手自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挂出「请投丁大鼻子票」的横幅，不过「轰动效应」已减少了很多。也许是我的演说词动人，也许是因为竞选方式新颖，最后，我以多数票当选了。学生会成立，自然要组织许多活动。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曾引起很大反响的「演戏」。演的第一出戏，是由我和同班女同学钱平凯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一群流浪儿》。这是反映旧中国儿童不幸遭遇的悲剧，我演小牛、平凯扮小凤，还有一位彷佛叫陈明的女同学演瞎了眼睛的姐姐，演得十分动情，每次演出都「赚」了同学和老师不少眼泪。从此，我和平凯都成了「三名」（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人物。为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又自编、自导、自演了《大家都来买公债》的短剧，到江苏省广播电台广播演出。 60年代 饥馑 韩少功 困难时期，到处都在议论粮食短缺的问题，不时听说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被饥饿所逼而逃荒他乡，更多的人被饿出水肿病──父亲就患了这种病。他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用指头在他的肌肤上戳一下，戳出的一个小小肉窝，久久不能恢复原状。 街上什么东西都贵得吓人，而且没有什么吃的可买。出现了很多乞丐，三五成群的。更可怕的是一些劫犯，专抢吃的东西。有次我看见一个工人模样的刚走出店门，手中一只热腾腾的馒头就被一个小劫犯呼地一下抢去了。工人模样的人马上追过去，揪住那人的头发便打，大哭大喊，硬要用水果刀杀了小劫犯。但任凭他怎么打，劫犯既不还手也不闪避，只是缩着脑袋大口吞吃，一晃眼那只馒头就吃得乾乾□□了。 口粮标准一再减低，政府提倡用瓜菜来代替米粮。但那时候瓜菜也很难买到了。早上去买菜，得带上一种购菜卡，根据卡上的购菜限量标准，每人可买上二两或四两。很多小学生也挤在菜店的长长队伍里，伸长颈脖对那些售货员大喊：「爷爷──」「姑姑──」……他们竞相讨好售货员，无非是为了在买菜时能多得到一个小萝卜或一根小苋菜。 父母想尽了办法来让我们姊妹几个不至于饿倒。有一次，爸爸弄回了很多红薯藤，说要在红薯藤里提取淀粉。我们挑了一根藤，●嚓一折，藤的断口上果然渗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色浆水，使我们欣喜异常�？墒俏颐墙庑┖焓硖俜诺焦镏蟀玖撕冒胩�，仍然只得到半锅黑黑的水，又苦又涩，半点儿能塞塞肚子的固体物质也找不着。 家里吃饭也开始计划配给。每天早上，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切下一块细糠饼，将细糠饼的大小厚薄仔细比较，怕分配得不公平。到中午，则把半锅饭搅得泡泡松松的，往桌上每只碗里装上一勺，就不可能再多了。我是最小的孩子，我的碗也是最小的。每次我都勾勾地盯着哥哥姐姐的大碗，觉得母亲对他们偏心，让他们吃得多。其实后来我也慢慢看出来了，哥哥姐姐也都眼勾勾盯着我的碗，在□慕嫉妒我碗里的丰满。 出于对父母的畏怯，我们都不敢争吵，默默地咽下一丝口水，然后默默地离开饭桌上学去。 70年代 看电影 陈村 看到24年前的一则电影广告，我突然记起了《火红的年代》中于洋那张令人痛苦的脸和声嘶力竭的声音。我还记得有趣的钱广的三鞭子和他的马，而《艳阳天》里有什么先进事迹和什么阶级敌人，则忘得一乾二□。我至今还会唱「扬鞭那个一甩啪啪地响」。 很久以前，银幕上比较冷清。我看了很多的「新闻简报」，看了很多的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有一天，斗胆混进千头攒动的上海纺织工学院的礼堂，看了一场屏幕复制片《智取威虎山》。银幕上有着网纹，据说是从电视上拍下来的，其工艺颇似今日盗版的枪片。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影片�！感烁卟柿业男∷墒靼�，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读起来有一点现代派的感觉。 我要是说，那些电影是自从电影诞生以来最拙劣的影片，大概是不会错的。问题在于它也曾尽领风骚，票房超过今天的任何大片。在当时，没有看过这些影片的城市人，几乎是没有的。它已经不再是影片，而是某某路线的伟大胜利和一堂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很好的演员、很聪明的编剧或很有才能的导演们制作了这些电影，虽然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东西。他们却竭力要将它做得好一点。 80年代 名片 林斤澜 名片上印有行当、职务、学历、身份，让人一目了然。再有把不及细说、不便明言、不好挂齿诸事，都以白纸黑字出之，也有出之彩绘。并列电话、呼机、电报、传真、单位地点、家庭住址，更附彩照、漫画、签名、格言的。因此虽是方寸之地，却能够体现百花齐放国策，兼得「无心插柳」之私心。 有的头衔过多，只好两面印刷；也有两面也摆不平，加大复折叠如摺子。有一位的打开来分三组，随着口头解释道：第一组是吃饭的，第二组花钱的。吃饭的大致是实职，这长那长，经理和经理助理；花钱的可是五花八门的董事理事资助之事。第三组没有解释，细看是学历、学位、奖赏、待遇。 待遇一事有些费解，例如「享受国家一级特殊津贴专家」，有的「享受」前边更有「终身」二字，有的「国家」印成「政府」，有的无「一级」却有「贡献」字样，可见此事未曾敲定名目，小文也不便考证「所指」与「能指」了。 再如上了外国或世界或国际名人录，原文也可译作人名录。如是人名录就和「电话本」差不多，若交钱就成更不差什么了。就算是一种花钱的事，也算不得头衔。 又如「调研员」、「审读员」后边加括号，注明局级处级，也许有必要，但必要性不如局级和尚、处级尼姑无疑。因为身处三界外，若不注出来，人们想不到界内尊卑。 眼前是多元的年头，有此元就有彼元。有只印姓名，注两行小字：电话与地址，简朴到极点，连性情都消失了。 一位女企业家有五六个头衔，不外厂长经理，但第一个头衔非常醒目：「全国识字女状元」。彷佛是「戏说」，却有奖状为证�；八嫡馕慌�，家传精制海鲜小吃，在市场开放中，袋装行销，罐头批发，节节获利�？嘤诔錾砦⒑�，斗大的字识不得几笸萝，发奋图强，进识字班学习。文化共企业一色，钞票与科技齐飞。某年三八节，全国妇联颁发女状元衔头。复投资识字班，随着改革前进，办成职业妇女多科进修学校。 这可是「名片文化」的状元了。 90年代 电视时代 苏童 曾经读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体重如山的肥胖症患者，终年不能跨出家门，最后死在电视机旁，警察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那胖子搬出门户。这个真实的故事不知怎么竟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想假如没有电视这个东西，那可怜的胖子该怎么度过他的一生呀？ 这样的设想当然已经排除了一个前提，我设想他不读书或者只是偶尔读书，不听音乐或者只是偶尔听音乐，不冥想或者只是偶尔冥想。不能否认的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一生中的大部份空闲时间是与电视为伴，恰如中世纪那些虔诚的教徒与教堂的关系，电视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中的宗教，而电视机几乎就是一个口齿伶俐吃苦耐劳魅力四射所向披靡的传教士，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堂�？吹缡拥娜嗣嵌缘缡尤狈︱粗�，他们的身体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他们的嘴里嗑着瓜子含着蜜饯呷着绿茶，但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却关注着电视机的屏幕和声音，这样的时刻，克林顿和刘德华，邢质斌和张曼玉，航天飞机和汇源果汁令人惊讶地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机会，电视的大嘴对他们一视同仁，电视机前的人们对他们或者热情或者冷淡，于是换频道，最终找到一个比较喜欢的节目，于是一个空闲的夜晚就被电视安排妥当了。 我认识的一个作家朋友坚持不买电视机，因为他说他痛恨电视，但他又喜欢足球，每次世界杯的时候他就跑到别人那儿去看球，看着看着觉得看到别人的不如看自己的，最终就买了电视机，我没有问过这个朋友是否现还在痛恨电视，但我觉得他不可以再说什么痛恨电视之类的话了，他不可以把电视和足球区分开来�；褂幸慌笥汛蟾耪媸遣豢吹缡拥�。有一次他看见电视屏幕上站着一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然问，这都是什么人？令在场者目瞪口呆。以为他是幽默，其实并不是，他多年来一直奔波在朋友家里打麻将，没有时间看电视。这老兄可算是罕见的电视网的漏网者了，但是我可以断定，假如有一天法律禁止打麻将，他十有八九是会守在电视机前的，以他做事情的风格，他一定会从「你好」看到「再见」。 去年我与一帮文人朋友前往广东开笔会，住在非常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一切都有，就是没有电视机（偏偏还没有报纸），于是我们体验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那几天正逢亚洲杯中国队的比赛，苦了这班痴情的球迷，人心惶惶地到处寻找电视机，主人说山上没有，山下才有，结果一大群人在夜里驱车下山去，到一家招待所看球，汽车在陡峭的山路上制造了数次险情，下了山我们心有余悸，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算是怎么回事？于是开始埋怨我们的住所，说就是没有热水也不能没有电视机，都90年代了，怎么可以没有电视机呢？ 摘编自江苏美术出版社《日常中国》 |
最近更新日期：2000年0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