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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富豪”的价值 文／永治 "问题富豪"的价值就是，用不规范或非法的手段探出体制漏洞、政策缺失和市场空间，而付出的成本是权力的寻租、法律的尊严、社会财富的转移和消耗、社会心理的失衡，以及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 可敬的万元户及其命运的翻版 在万元户阶段，先富者主要是农村的精明农民和城市里的刑满释放人员、返城知青，他们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以辛苦耕作和贩卖货物为主要致富手段。 然而因为政策和法律对初期商品经济的禁令，他们遭受刁难和刑罚。安徽"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就因为卖瓜子而致富，又因为雇工而获剥削之罪被判刑。如果不是邓小平几次为他讲话，他能否活到今天是个问题。但他活到了今天，再回头看过去，发现一切已不是问题。 类似遭遇，属于真正的转轨期问题，即因为政策法律滞后或执行者墨守成规，使先富者的合理行为成为违规或违法行为。在改革开放后的各个时期，正是先富阶层的不断突破，才使中国经济的运行逐渐转向市场化。 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我猜想，民营企业家大部分是基本合法的。严格地说合法不可能，中国人人犯法。比如交所得税，1980年颁布了所得税法，可当年只收上16万元税款，说明全国没有几个人交税。宪法直到1984年才承认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但实际上从1979年起就有摆地摊的、跑单帮的，他们不是都犯法了？这就是转型社会的特点，许多事情不能拿法律简单地衡量。" 当年，许多先富者被滞后的政策和法律断送了前程或性命。现在，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完结。许多个体创业者和私营企业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而导致财产被剥夺。 不是"阳光富豪"，就是"问题富豪" 从万元户阶段大跃进到亿万富豪阶段，几乎没有过渡。 上世纪90年代，经过深沪股市热、海南房地产热和北海房地产泡沫，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冒出无数百万、亿万富豪。到90年代末、本世纪初，高新技术企业崛起，新一轮房地产热升温，又成批地制造出亿万富豪。 在亿万富豪阶段，先富者除了创业的冲动，还有对财富的痴狂。他们发财的手段依旧有辛苦劳作、创立实业，但还增加了偷逃税款、非法集资、连环贷款、欺骗上市、买官圈地、走私等违法技巧。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认为富豪暴富有4种类型：一是走私暴富，以沿海一带居多，赖昌星即是典型；二是价格双轨制引出的暴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基于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异，据统计全国有6000亿元，其中一部分落到个人腰包，是为"官倒"；第三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证券市场，最早进入股市的暴利获得者；第四是土地出让，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起码损失了2000亿元，无数人因此成为富豪。 有关部门披露的一份富豪纳税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元，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存款占约80%，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瓜分。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这是许多富豪害怕上富豪榜，难以成为"阳光富豪"的主要原因。不能成为"阳光富豪"，多半要成为"问题富豪"。 无论富豪们上不上榜，只要有问题，就要生活在问题暴露的恐惧中，其生活重心，除了赚钱，还要掩饰和洗清问题。 "问题富豪"的价值 已经查处的某些"问题富豪"具有标本意义，显示出中国社会制度的正反双向演变。 1994年，北京长城机电公司老板沈太福非法集资10多亿，被判处死刑。当时号称"建国以来最大的非法集资案"。从此，非法集资成为媒体常用的字眼和官方常用的罪名。这一方面说明国家的资金监管体制存有漏洞，同时也说明民间拥有巨额资金难以找到正常投资渠道。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开始逐渐放宽对民间金融机构的限制。 1995年，司法部门查处无锡大款邓斌集资案，牵出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两任秘书和副市长王宝森，最终牵出陈希同本人和众多北京市高层领导。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第一个省级党委和政府的腐败窝案，也是犯罪官员级别最高的窝案。从这以后，一个"问题富豪"出现，一批官员落马，一级政府被清洗，成为一个腐败定式。从涉案官员的规模上，赖昌星走私案已远远超过邓斌集资案，是典型的"官黑合作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度有"大陆首富"之称的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被判入狱。他创造一套鼓吹改革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贩卖炸开喜马拉雅山脉的浪漫幻想，制造与中央领导的神秘关系，制造旧货换飞机和发射卫星的神话，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法骗取资金。他对其他富豪的启示是：凭借儒商面目和改革者形象，居然就能找到钱。 去年和今年相继出问题的富豪杨斌、周正毅、钱永伟等，是典型的"土地加贷款"运作模式。这是出富豪最多的模式，也是富豪出问题最多的模式�！陡２妓埂�2002年度的中国百富榜中，100名富豪中有40多名涉足地产业，而同年的全球500富豪榜中，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这说明中国的富豪更容易获得土地，也更容易获得贷款，其中介就是腐败的官员和动机不良的银行职员。 这促使央行下决心收缩房贷政策，于今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对开发商贷款、土地储备贷款等七大方面做了进一步规范。 以出事后对社会的警示作用而言，2002年因涉嫌偷税被捕的刘晓庆"贡献"最大。当年，中国民营企业的纳税金额增加了40%。 "问题富豪"的价值，就是他们用不规范或非法的手段探出体制漏洞，政策缺失和市场空间，而付出的成本是权力的寻租、法律的尊严、社会财富的转移和消耗、社会心理的失衡，以及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投入远远大于产出，整个社会所得几乎全部是负效益。 富豪阶层如何赢回尊敬 "问题富豪"越来越多，连累整个富豪阶层失去的尊重。人们羡慕富豪，又怀疑其金钱来路，进而仇富。富豪阶层集体有了"原罪"感。对此，学术界有三种主张，一是既往不咎，二是彻底清算，三是模糊处理。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对《凤凰周刊》说："对于民营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存在的问题要区别对待。目前的舆论把它们搅和在一起了。一些民营企业通过行贿等非未能手段取得土地和贷款，固然有体制上的问题，但把行贿等行为说成是'转型期的无奈'有开脱之嫌。任何时候，行贿等行为都是违法的，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对于日益蔓延的仇富心理，经济学家茅于轼开出的解药是早年的"教训"："毛泽东时代，打倒了富人，结果全国都是穷人。这是穷人没想到的事，他以为打倒了富人，自己就翻身了。实际上打倒了富人，你自己也永远富不了了，永远受穷，这就是社会科学。" 北京大学博士后赵晓认为，减少"问题富豪"的出现，需要四管齐下：一是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制度；二是要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三是加快政府改革，避免出现与"问题富豪"相勾结的"问题官员"；四是建立一个好的税收机制。 总之，让"问题富豪"暴露问题，让"阳光富豪"享受阳光，富豪阶层才能赢回社会的尊敬，社会也才能在财富动力中向前。 （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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