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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旭涛
近日，随着万钢和陈竺两位新部长的走马上任，党外人士做政府部门正职成为当今政坛的热门话题。
其实，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做政府部门正职本身在我国就具有制度上的法律依据，现在无非是具体落实和践行而已，本没有必要炒得那么热闹。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党外人士参政从政在新中国发展进程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人士参政应该是鼎盛时期。在1949年成立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就有3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2位非中共人士，15名政务委员中则高达9位民主人士，在政务院所辖32个部级单位中正职负责人中又有13位非中共人士；在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还有54名非中共党员。应该说，这一时期党外人士的参政热潮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经济上百废待兴，急需要冲破外界的封锁和包围，联合各界精英谋求发展；政治上需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结构。
但是，随后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这一制度设计并没有延续下来，直至“文革”期间，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基本退出了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者的行列，参政地位和作用也大大下降。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归位。上世纪80年代后，政府从“选贤任能”的角度出发吸纳了一批非中共人士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但都是在副职岗位上。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获得国家根本大法的保证和法律地位。
1998年，全国人大、政协换届，首次实现了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分别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较多的一次。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多元化社会利益格局已成为必然趋势。毛泽东曾经讲过一段著名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之间，完全一致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诉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多元化利益格局必然要求国家重大事项要在社会各界之间进行广泛的协商和沟通，利益诉求方面要达成妥协，并寻求共同点。
可惜的是，毛主席这一精辟的论述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读懂，或者说被忽视了。
此次万钢和陈竺两位党外人士入主“内阁”部长，打破了以往我国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政府部门正职主要在党内圈子里选拔的做法，拓宽了选人的视野，更加体现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选人方针，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具有“破冰”的意义。
另外，从“技术层面”讲，万钢与陈竺分别出掌科技部与卫生部，意味着在科技创新与医疗改革难局面前，行政干预需要有专业治理为前提。同时，两人都是本行业的知名专家，并且有着留学海外和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背景，虽然少了些“从政”经验，但多了些驾驭本系统业务和行业管理的“专业”能力和国际化背景，这也符合当前政府管理专业含量急需提高、重大问题的解决日益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客观要求。
尽管说我党7000万党员中不乏各方面的专家和精英，但有一点已经成了或者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泱泱大国13亿人，并非所有的精英和专家都在我们党内。
此外，党外人士充实到政府一线部门担任主要领导，承担主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发挥专业人士独立、客观、务实的特点，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摆脱部门利益的桎梏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是观之，万钢和陈竺的履新并不仅仅是个象征，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门正职也并不仅仅停留在中央层面上，未来有党外人士出任县长、市长甚至省长，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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